问题导向主义的人权法学研究是人权法学发展的新阶段。
他们希望建立确保自由的稳定的政治结构，就必须有效防范党争。八二宪法正文并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的规定，也没有对党政关系设定原则或划定界限，而是在序言中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事实。
我国宪法确立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它让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得到有力实现——党的领导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依法治国是基本方式。从单向的角度看，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形成了美国抑制政党发展的麦迪逊主义和德国的政党内部民主模式。且不争论中国共产党是否是主权者的常在代表12，但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的代表制意义，而这种代表性又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使命。麦迪逊说：消除党争危害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原因，另一种是控制其影响。所以党的自我建设同样开始注重明确的外在约束。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亦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进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性和现代化。政党内部治理成为宪法秩序和现代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25]立法法第96条规定， (四)规章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
[17]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对法律的规定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但法律对民族自治地方作出的专门规定除外。该案被认为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6]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１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３页。2017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相关工作报告。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3、根据２０１６年中国建筑业行业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对地方性法规中关于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竣工结算依据的规定进行审查研究，于２０１７年２月致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地方性法规中直接规定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或者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或合同中要求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的条款进行清理，适时予以纠正。
[26] 为落实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建立健全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央军委法制局之间的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10]现行宪法宪法通过之后，王叔文等30位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提案，建议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内设置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14] 1、根据２０１６年浙江省１位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对有关地方性法规在法律规定之外增设扣留非机动车并托运回原籍的行政强制的问题进行审查研究，经与制定机关沟通，相关地方性法规已于２０１７年６月修改。对建议审查的法规、司法解释可能存在与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问题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备案审查采取的办理措施为：首先函告制定机关，要求制定机关对相关问题作出说明并提出意见。
在这一意义上的审查，作为审查机关必须具有宪法解释权。在穷尽法律适用之后，仍然无法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适用宪法，作出宪法上的判断。[11] 许崇德：《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求是》2011年第3期。目前已有７个地方对相关地方性法规作出修改。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翰和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何海波5人也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调查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历来是宪法的中心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首次引起有识之士关注，人们不仅从环保本身出发，也从人权和人道主义的高度来考虑生态平衡问题。不过与传统人权多具有在法律上可区分的客体不同，环境作为环境权的客体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典型的公地。
[20]前述分类本身具有合理性，但条文的具体归类则仅得到了实践的部分印证，因为宪章的效力等级和实施程度直接取决于其被宪法委员会援引进而充当宪法审查依据的程度。[32] 韩大元：《宪法文本中的‘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8页。部长会议在2003年6月25日通过了委员会草案，随后将其提交议会。国家环保职责必须充分且正确的履行，从而保证环境权能够得到实现。二、法国环境宪章中的生态人道主义与环境人权 在环境宪章通过前的2003年，世界上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等）将环境权和环境保护写入宪法。[34] 吴卫星：《环境权入宪之实证研究》，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第82页。
宪法审查、环境立法、环境政策与环境教育等各种途径都有效促进了环境宪章的各个条款尤其是环境权条款转化为实际行动。法国之所以选择就环境保护制定一个专门的宪法文本，就是为了表明环境人权在环保中的核心地位。
（二）宪法中的环保理念应当切合实际 环境人权是宪法环保条款的核心价值，这表明了一种基本理念，即宪法环保条款的指导思想是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环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人的尊严得到更好的实现，避免因环境污染而使人类在尊严上受到贬损，因此，它基本上是一种弱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完全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三、法国环境宪章的效力与实施 （一）环境宪章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 环境宪章作为宪法规范当然具有最高效力，但其效力的发挥和内容的落实则须具体考虑到各个条文的内在特点。
按照希拉克的说法，选择生态人道主义，是进一步将人放在一切计划的中心，并使人能够承担对其尊严的责任。在中国，宪法环保条款主要通过环境立法得到落实，途径较为单一，而且宪法环保条款更是难以与宪法审查相勾连，因此难谓具有直接效力。
传统上一般认为，环境法（尤其表现在环境法典中）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职责，以及这一职责的实现方式。[33] 陈海嵩：《环境权实证效力之考察：以宪法环境权为中心》，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第10页。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侵害在本质上也是对环境人权的侵害，因为当环境受损害时，每个生活在环境当中的个人都会受到损害。（下划线部分为新增表述）[11]但这种入宪方式并不意味着环境宪章不具有宪法效力，因为自1971年结社自由案判决以来，宪法序言及其所提及的1789年人权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都已经成为具有拘束力的宪法规范整体（bloc de constitutionalité）。
由环境损害所导致的个人利益的损害主要依赖民法的保护机制得到救济。[9]早期的宪法环保条款多数在立场上较为消极，在内容上缺乏系统性，比如中国1978年宪法第11条第3款仅规定国家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没有涉及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等内容。
文章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在此背景之下，法国环境宪章的内容和主旨具有哪些不同？ （一）环境宪章作为专门的宪法文本 环境宪章是一个独立于1958年宪法的专门文本，通过修改1958年宪法序言的表述从而成为宪法规范的组成部分。
（三）环境宪章的主要内容 环境宪章对环境人权进行了人类宪法史上最完整和系统的专门论述，显然比中国宪法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宪法的零星环保条款篇幅更长、结构更完整、内容更系统。具体而言，环境权入宪可以有释宪和修宪两种方式。
[31]无论释宪还是修宪，关键是认识到，一切国家职责包括环保职权的背后都存在价值目标，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新《环境保护法》第4条已经将保护环境上升为基本国策，而且将原来的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改为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其实在法律传统上看，中国法具有与法国法类似的国家主义倾向，体现在环境法领域，相关法律规定较为重视国家的环保职责，而轻视个人的权利。[30] 从总体上看，法国环境宪章的效力根据其不同条文存在等级序列，同时其实施机制亦较为多样，既涉及宪法委员会的宪法审查，也涉及行政法院和司法法院的司法活动、议会的立法形成、社会经济与环境委员会的立法咨询活动、环境教育体制等一系列国家公权活动，可以说，环境宪章已经形成了一套多元和多层的实施机制。
由此，就需要在整个法律系统中正确理解环境人权、环境公共利益与国家环保职责的关系。从一般意义而言，尽管环保条款在各国宪法中表现为不同类型，但国家所承担的环保职责最终都会落脚在人权保障这一核心价值之上。
在2002年6月5日部长会议上，希拉克正式将制定环境宪章提上日程，6月26日部长会议正式任命成立了由古生物学家科庞（Yves Coppens）教授担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环境宪章。作为专门的宪法文本，2004年环境宪章秉持生态人道主义理念系统宣告了环境人权和环保基本准则。
将生态人道主义铭刻在我们共和契约的心脏。该委员会由18名成员组成，在通过听证会、互联网等途径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的基础上，于2003年4月8日提出了环境宪章草案。